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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亚哥的穷大学生，如今虽然当了领事，依然甩不掉一个穷字。
然而，使他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穷领事生活的艰辛；他所面对的一个真实的东方社会的贫穷苦难，更如噩梦般压在他心头。欧美人远隔重洋所津津乐道的、有着迷人异国情调的神奇东方，在诗人面前揭开了它那神秘虚幻的面纱，丧失了它罩在头上的诱人光环。曾经强烈吸引过他的描写东方风土人情的洛蒂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原名于利安·维奥。等作家的小说，如今对他已完全丧失了魅力。他每天都在读一本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东方现实生活的书。他生活在英国和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国家，残酷的殖民统治，给这些国家的生活打上了野蛮的烙印。他不能不直面浮游在周围的惨淡的人生，正视触目惊心的苦难。每天都有千百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诗人眼见的是剥削、贫困和愚昧，接触的是使他憎恶的殖民政府的官僚、商贾和公开劫掠东方珍贵文物的强盗。东方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
在圣地亚哥，聂鲁达朋友成群，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之中。而在这遥远的东方，他却落入无边的孤独中，过着形同流放的生活。他所在的国家，等级森严，分为两个互不接触的世界。当地人不能进入专供骄横的宗主国官员、商贾使用的地方，而这些生活在国中之国里的所谓上等人对当地人则充满鄙视。聂鲁达和这些偏见很深的欧美人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他称他们是高雅的无耻之徒。最初他得到各种“忠告”，后来他们就不再跟他打招呼。但他们的抵制反而让诗人高兴：“说到底，我到东方来不是要同来去匆匆的殖民者共处，而是要同那个世界的古老精神，同那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回首话沧桑》）
诗人知道，在这块土地上千百万人劳作，睡眠，出生，死亡；他们没有住所，没有粮食，没有医药。这就是以文明自诩的殖民主义者对它的殖民帝国的恩赐。它离开自己的原有臣民时，没有留下学校、工厂、住房、医院，只留下监狱、垃圾，还有贫穷和苦难。诗人动情地听过眼神忧郁的当地青年以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反抗的歌，他们力图反抗贫穷和神明。这一片萦绕着阴影和香气的大地发出的神秘旋律，和它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谜一般的激情，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诗人进入真实生活。但是，“怎样才能不被当作敌人而与那个激动人心的世界接近呢”？这是他遇到的又一难题。全然不相通的语言，迥异的文化传统，使他始终只能是个游离于东方社会生活之外的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对于这一点，诗人在《回首话沧桑》中说得很形象：“处在每晚都穿无尾长礼服的英国人和身材高大得难以够着的印度人之间，我只有选择孤独。因此，那是我生平最孤独的时期。”
诗人作为领事的外交官职权，他每隔3个月才有机会行使一次。到时候会有一只船从加尔各答开来，满载加工船帆的固体石蜡和成箱的茶叶去智利。于是诗人就得发疯似的整整忙碌两天，在所有的有关文件上签字盖章。然后，无所事事地等上3个月，才有下一班船从加尔各答开到。在这漫长的3个月中间，没有一个缅甸人想去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遥远的智利；也没有一个智利人，哪怕是偶然绕道，路过缅甸。诗人只能隐士般地独自在市场和寺院闲逛，消磨时光。
聂鲁达，就像“一个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感到无依无靠，感到孤独又寂寞。这孤寂，“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号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他“孑然一身，揣着一颗被异乡之夜浓浓的黑暗折磨得痛苦万分的心”。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禁叹息道：“我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是如此遥远！我和我所爱的一切人以及我的书是如此隔绝！”他怀念那如此遥远的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怀念他所爱的一切人，而最让他思念的人就是阿尔维蒂娜。
聂鲁达从东方，从他居留过的各个地方写信给阿尔维蒂娜。像当年在圣地亚哥膳宿公寓里一样，她的大照片被郑重地摆在独腿小圆桌上。这样，那双他觉得总不肯专注地凝视他的眼睛就不能不白天黑夜地注视着他。诗人把新写的诗寄给她，并告诉她：“你会发现，我的诗仍然是为你写的。”“那些最好的诗都是写给你的。”他寄去航空信，对她说，“从来没有一架飞机，会装载这么多亲吻。”阿尔维蒂娜于康塞普西翁大学毕业后，进了一所实验学校当教师，不久即被派往比利时进修。诗人的信件很快就追踪而至，源源不断地寄到了阿尔维蒂娜比利时的住处。
这些信，一如既往，满载着思念和爱恋。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敦促。诗人要求阿尔维蒂娜尽快到东方来和他结婚，为此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已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了必需的经费……他再不能忍受孤独的折磨，他已经受够了。诗人郑重地对阿尔维蒂娜说明：这是决定他们在生活中能否走到一起的最后机会。如果她执意不来，他将不得不和别人结婚。这不能怪他无情，最残酷的是她不肯来。因为，诗人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