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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这里还有冠兰左右邻居的证词，证明她是清白的。他们都说当天晚上，没有看见有男人走进冠兰的房里。平常也没看见有男人到她房里去。由此，被告所言请不予采信，这是其一。其二，假设被告刚才所言属实，也不能就此认定原告偷人，被告说‘我们看见从她房门口出来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冲上去质问那个男的为什么去他老婆的房间，那个男的有慌慌张张的跑了。’这样的场景可以推断出千种理由，万种说法，以此被告说原告偷人也仅仅是怀疑，推测。”
李申金的母亲坐不住了，站起来说，媳妇偷人有证据，她说儿子在冠兰的笔记本里翻到了那封老杨的来信，这信里说明冠兰与这个男子有奸情，是她的野老公。
钟大鹏一愕，不知从哪里钻出一封信，看了看冠兰，似乎是问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生怕信里有见不得人的秘密，影响他辩护的全盘计划。
冠兰也站出来了，胸有成竹的说：“那你就把这封信当场读一下。”这封信就是前面讲到的杨阿伟的回信。
陈法官让李申金把信拿来，一看，说：“既然原告要求读，你就读吧。”
李申金读信啻啻磕磕。
钟大鹏一听，虚惊一场，说：“解读这封信，只能说明有人在敬慕、在爱慕、在追求冠兰，并不能代表他们之间有奸情。
信的第一段内容告诉冠兰给予的帮助是相互认识的一种缘分；第二段内容表达了对冠兰的自强不息的尊敬；第三段内容赞誉了冠兰的美貌；第四段内容借用《诗经》里的《蒹葭》表述内心的对冠兰可望不可即的思恋，丝毫没有两人在一起淫猥的语言。怎么能说她们有奸情？
再说所谓的奸情，必定要有奸人，就是野老公，这个人是谁，信上的老杨是谁？连人都你们没搞清楚，或者说连对象都没有，就说有奸情，有野老公，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陈法官听了钟大鹏上面的辩护，此时才感到他的厉害，这封信不长，但他听了一遍，基本上能全部记下来，逻辑思维也很清晰，难怪不枉为市里的大牌律师。
李申金的母亲说冠兰有野老公还有其他的事实：“她姑姑病，在市里住院，她租的房子，就是野老公帮她出钱租的。”
钟大鹏征得陈法官同意，说：“请问，被告人的辩护人冠兰为什么在市里租房子？”
“说是照顾她姑姑。”李申金的母亲回答。
“请问，你怎么知道是冠兰的野老公帮她出钱租房？”
“因为她没有钱，她姑姑去市里看病前，她到过我这里借钱。”婆婆觉得好象有点不大对劲，忙补充说，：“我家也没有钱，所以没借。”
“你怎么知道，冠兰租房是她野老公帮她出的钱？”
“她住的租房子不是她自己的签约，而是别人跟房东的签约协议。也就是说这个人包养了她，这个人叫杨雄，与上面写信的是一个人，你们看。”说着婆婆递了给陈法官。
婆婆露出了得意之色，因为这个租房协议书，是她花了一点气力得来的。
在出租房，婆婆求冠兰和儿子一起同房，并说自己去住旅馆，可冠兰理都不理，头也不回去了医院，窝在姑姑的病床脚下过夜。
婆婆感到问题的严重，不祥之感笼罩心头。她推测媳妇有了外遇，这个外遇很可能是为媳妇租房的人。第二天，她通过左右邻居和市新华书店本系统的熟人，找到房东，谎称自己是承租人亲戚，租房协议书不知哪里去了，要求复印一份，请房东在复印的上面签字属实。复印的租房协议书她留下了，为儿子离婚作打算，留一手以证媳妇不是。同时，她鼓动儿子来市里捉奸。
婆婆的这一手，在钟大鹏的意料之中，对这种根本就算不上证据的事也搬上法庭，他真不想辩驳，想想对方也是替儿子挽救婚姻，再说婆婆说媳妇被包养问题，也是属于他划好圈子里的事，属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对判决离婚是有利的。他按照杨阿伟在酒桌上要求，既要达到快速离婚的目的，又要顾及冠兰的面子，他不急不慢的说：“第一，帮冠兰租房的人姓杨，与写信给冠兰的人也姓杨，此杨和彼杨可能同一人，也可能不是一人，可能总归可能，可能不等于事实。第二，冠兰在你那里没有借到钱，不等于她后来租了房子就是她所谓的情人包养了，这里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第三，冠兰租房是从这个姓杨的手里转租来的，我这里有冠兰与姓杨的转租协议书，租期租金一切照旧，原房东也同意，上面有三方的签名。所以，你千万莫以媳妇有租房为事由，说她被人包养了，那样更伤感情。”
这那是对锋辩论，分明是教育婆婆。
租房是杨阿伟的司机杨雄找的，是以杨雄的名誉承租的，一个司机半个崽，杨阿伟要租房当然司机忙乎了。钟大鹏了解这一情况，怕李申金找司机的罗嗦，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方式，让杨雄将租房转让冠兰承租、并让她与房东在转让协议书上签名。
婆婆当杀手锏使出，不想对手早有防范，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婆婆羞愧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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