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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沂蒙山的柿子红了。正是黄昏，远处升起炊烟，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走着几个小孩。小孩都脏兮兮的，背着破书包，唱着歌谣。
一个小孩到路边的柿子林里撒尿。一会儿，小孩出来，目光惊恐无比，他两手抓着自己的头发，嘴唇哆嗦着对同伴讲：“草里……有个死人。”
那死者是个农妇，被脱光了衣服，砍下了头颅和四肢，扔在了草丛里，奇怪的是阴部却被凶手撒了一把泥土。这出于什么样的犯罪心理？后来经过公安侦查，凶手是她公公，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她遮羞。
案情并不复杂：她是个寡妇，与邻居通奸，生了一个婴儿，公公觉得丢人，便痛下杀手。
可以想象那是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一个白发老头背着一具光溜溜的女尸走在柿子林里，老头用斧子将尸体肢解，临走前，他抓了把泥土将儿媳妇的阴户盖上。
柿子红了。
寡妇被杀了。
那个孩子没娘了。
加祥县城有条老街，老街早已不在。当时靠近粮局的拐角处有两间破败的房子，房子没有门，房顶摇曳着狗尾巴草，向北的窗户被砖封死了。
有个外地人曾经指着房子问：
“那是厕所？”
得到的回答出人意料：
“不是厕所，那是派出所。”
1978年12月23日，下雪了。
老街泥泞不堪，电线杆下的残雪显得牙碜，树枝上的雪好像能吃。北风呼啸，滴水成冰。一个穿破毛衣的男人在派出所门前徘徊了一会儿，走了。后来从屋里出来个民警，看看天，看看地，地上有件黑棉袄，棉袄包裹着一个婴儿。
民警叹了口气，解开怀，掏出乳房喂孩子。民警是个女的，老街的居民都认识她，都喊她周嫂。
周嫂站在路边喂奶，站在天地间喂奶。
叫声嫂子，泪如雨下。
从此，这个孩子便在派出所里长大，后来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警察。
另外一个孩子，出生在监狱里。
他娘是个婊子，按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叫作破鞋。破鞋杀了人，召开宣判大会时，她高昂着头站在台上，当听到死刑，听到枪毙，她向台下围观的群众恶狠狠地吐了口酸水。这口酸水救了她的命。
她怀孕了。
一生天，二生地，三生万物。
几个月以后，当当当，孩子出生了。她得了产褥热，临死前挣扎着对一个女警说：“我要知道这孩子的爹是谁，我绝不饶他，非宰了他。”
监狱长叫沈昂，公安出身，“文革”期间，因一起错案被关进了看守所。平反以后，即1978年以后，上面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他选择的竟是关押自己的看守所。他对监狱有着很深的感情。当过犯人，又当警察，所以能做出双重思考。他在会上对其他狱警说：“这孩子和监狱有缘，没有亲人，你说把他扔哪儿，大街上扔的孩子民政局都不管，更何况这个，让他在这先住着吧。”
犯人给孩子起名高飞。这也许代表了他们的意愿。女犯的胸部最美，因为乳房就在那里。女犯成了高飞的母亲，男犯成了高飞的父亲，监狱成了他的家。
监狱也是学校。时间是一块破表。高飞会爬了，小手摸遍高墙内每一寸土地，他在犯人的影子里爬，爬着爬着就站起来了。有一天，监狱长自言自语，我可能弄错了，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为了学习犯罪的吗？孩子沉默寡言，和犯人却很亲近，犯人教给他很多东西。他学会吃饭的时候同时学会了抽烟，学会说话的时候同时学会了骂人。童年还没过去就习惯了沉思，青春期还未到来就懂得了手淫。他了解各种黑道切口，清楚各种文身象征。他知道如何熬制鸦片，如何配制春药。形形色色的犯罪手法也渐渐记在了心里，怎样用刀片行窃，怎样用石头抢劫，怎样用瓜子**，等等。
就这样，高飞在监狱里长大。
16岁那年，他对监狱长说：“我想出去逛逛。”
所有的犯人抓着铁栅栏唱了一支歌。这歌是为释放的犯人送行的。
十字路口像十字架。
高飞走向了一条荒无人迹的小路。他一无所有，连脚下踩着的一小块硬邦邦的土地也不属于他。他身无分文，却很富有。他脑子里有一千只蝙蝠在飞，一千个邪念难道不是财富？可以买到捷径，买到黑色的火焰，这火焰在夜里是看不见的。
出狱时给他的那点钱已经花光，他到处流浪。流浪的另一个名字叫作堕落。在城市里流浪的人像城市里的野兽，在乡村流浪的人像乡村里的野兽。他们是乞丐、人贩子、江湖艺人、通缉犯、野鸡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靠什么生存？没有职业，或者说职业就是犯罪。
高飞从城市走到乡村，走着走着看见了一把刀，一把杀猪刀，这条青草丛生的小路通向集市。
第二天黎明，有个赶集的老头看见了一个孩子。孩子站在路中间，手里拿着一把刀，红红的眼睛，牙齿冷得发抖，他赤着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