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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什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
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
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
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5]“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薰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耽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做不到。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1]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