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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国到现在，徐卫已经在长沙投资了将近一百万英镑的资金，这些资金大部分是从英国以邮寄的形式从各大跨国洋行转到中国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徐氏银行在上海的分行提供的，但是由于回收资金依然遥遥无期，仅靠这样的方式提供的资金已经不能满足徐卫的需要。
**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从1845年,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到辛亥革命前的整个晚清时期，在华设立过营业机构的外国银行不下40家。
这些通商口岸的外国在华银行除了从事一些国际商务汇兑结算、存放款等基本金融业务外，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它们又开拓了一个新的更大的业务，那就是向清政府提供借款。
晚清时期，清政府曾举借大量外债，涉及军事、实业、赔款、行政等方面，据统计可以确认的有208笔，总额约为13亿余两，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就是由外国在华银行提供的。
其中长期处于龙头老大地位，获利最丰，实力最强者，非汇丰银行莫属，因为大量借款给中国政府，汇丰银行就牢牢控制着中国政府的盐税和关税，中国政府如要动用，须经汇丰准许。
这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巨大，连汇丰银行的买办也高人一等，因为经常替清政府中介借款，它的买办甚至被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成了红顶买办。
“绝对保密”避风港汇丰银行开办后，一改在华外商银行只重汇兑不重存款的做法，将存款业务列为银行主要业务之一，近代国人没有什么存款概念，普通百姓也没有什么钱储蓄，因此达官显要的存款才是汇丰银行关注的重点。
为了吸引他们，汇丰一面做广告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一面规定存户资料绝对保密，中英两套账目从不示人，这一招果然有效，《北华捷报》说，汇丰成为获得中国人信任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际上，汇丰银行的举措获得了当时不少权贵的芳心，清廷官吏、民国政要宁愿少取利息，也要将贪污、搜括所得的巨额资财存入汇丰银行，以保证安全。
清末皇室亲贵、掌握中枢的庆亲王奕劻就是汇丰银行的大客户，据清人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庆亲王奕劻曾将120万两黄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汇丰银行很清楚奕劻巨额资财来路不正，于是摆足架子，多方刁难，数次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给二厘。
事情为清末御史蒋式瑆得知后，上奏朝廷，认定奕劻所存必是赃款，务须从汇丰银行中提出此款，充公入股官立银行，慈禧太后得报，派尚书鹿传霖、清锐与汇丰银行交涉，确查具奏。
鹿传霖、清锐到银行后，当日是星期天，没有人营业，吃了闭门羹，隔日再去，仍是无功而返，据清锐等人的奏折称银行向规，何人存款，不准告人，复询以与庆亲王有无往来，彼答以庆亲王则未经见过，询其账目，则谓华洋字各一份，从不准以示人。
很显然这是奕劻已经得知风声提前做了手脚，结果被撤职查办的不是奕劻，而是百口莫辩的蒋式瑆。
此事发生后，等于为汇丰银行作了一次义务宣传，中国官吏和工商业者都将汇丰视作安全的避风港，纷纷到汇丰银行开立账户，将巨额资产和金银古玩存入银行，一时间汇丰存款大增。
蒋式瑆弹劾奕劻，朝廷派员去汇丰查账的故事，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有生动描写，作者李伯元只是把地点改到了上海，笔法曲折传神，不仅揭示了汇丰银行的生意经，而且把当年外商银行的霸气和傲慢写得活灵活现。
有了汇丰银行的例子，其他各国的银行也都学习汇丰银行的办法来招揽中国官吏的存款，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银行自身的储蓄金额，也使得银行在中国的发放贷款的自己不需要从各国银行总部调拨。
徐卫的徐氏银行或许是在名字和老板方面太本土化了，而且进入中国的时间又太晚，在上海根本就竞争不过那些老牌的外资银行。
为了银行的发展，也为了吸收更多的资金，徐卫在长沙城设立了第一家徐氏银行中国区的分行，分行的大班虽然依然沿用英国人，但是自大班一下的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从上海招募的有金融管理经验的华人。
为了能够尽快的回收资金，徐卫选择了一项赚钱最快的事情，那就是印制纸币。
清朝统治者鉴于以前朝代印发纸币的弊端，二百多年间，只用银钱，不用纸钞，但到咸丰三年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给清王朝财政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于是为了筹措军需费用，清朝廷不得不破例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这就是今日习称的钞票一词的由来。
清廷印刷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多为木版或铜版印刷，与宋、元、明时相仿，票面呈竖方形，尺幅较大，虽为二色或三色套印，但色彩单调，印刷技术并不复杂，民间多能仿制。
当时的官府既要防止民间伪造，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