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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16日，索罗钦斯克以西约20公里，被当地人称为“毒蛇岭”的一座小山坡上，当斜下方那些熟悉的轮廓从晨雾中成群钻出时，特里安达菲洛夫少校正半个身子露在高耸的坦克指挥塔外，全然不顾四周冰雹般落下的炮弹与水花般飞溅的弹片。
这辆20吨重的“豹”式坦克是两个多月前在一百六十公里外的萨克马拉战场上被华军装甲兵抛弃的，除了一条履带被炸断，以及装甲板上密密麻麻的弹痕，内部并无大碍，被俄军修复后编入了新成立的独立试验装甲营，分配给了营长弗拉基米尔-基里阿科维奇-特里安达菲洛夫。
独立试验装甲营由早已存在的独立试验坦克连扩编而来，下辖两个坦克连、一个装甲车连跟一个自行火炮连，装备大到坦克、自行火炮，小到半自动步枪、手提机枪（华军称冲锋枪）在内的各种缴获兵器。
在华军攻势发起前，该营配备坦克25辆、自行火炮5辆、装甲车23辆，其中包括：缴获修复的“豹”式重型坦克（华军称“铁豹”中战车）5辆，“狼”式中型坦克（华军称“飞狼”轻战车）13辆，“狐”式轻型坦克（华军称“捷狐”机枪战车）7辆，“狼75”式自行榴弹炮（华军称“火狼”自行步兵炮）3辆，“骆驼75”式自行加农炮（华军称“羊驼”自行野战炮）2辆，“骆驼”半履带装甲车9辆，以及俄国自产的“奥斯丁-凯格莱斯”半履带装甲车14辆。
上述各种型号的华军装甲车辆，俄军之前也偶有俘获，并进行过全面的测绘与试验，在曾经担任装甲兵总监的纳卡西泽司令官的特别要求下，相关资料的副本得以抄送存放在乌拉尔方面军司令部，这次总算派上了大用场。
特里安达菲洛夫率领由他精心挑选出来的车组参照下发的技术资料，日夜钻研操练，很快摸清了坦克的操作方法跟技术特性。并从所存不多的炮弹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进行实弹打靶，目的是让各车炮手尽快熟悉主炮的观瞄模式与弹道特性。
现在，检验这一切努力的时刻到了。
对于座下这辆装备了中等身管57毫米主炮的“豹”式坦克，特里安达菲洛夫还是感到有些信心不足——测试记录表明。“豹”式坦克的主炮在500米距离外几乎无法有效击穿自身30毫米厚的正面倾斜装甲。
至于“狼”式坦克的长身管37毫米主炮，虽然足以在500米的直射距离上轻松击穿自身16毫米厚的正面倾斜装甲，对“豹”式的正面则根本无能为力。
如果这一次敌人还是像在萨克马拉那样，集中上百辆“豹”式坦克进行正面突击，特里安达菲洛夫并没有足够的自信来挡住敌人——即便上级已经为他额外加强了一个57毫米自行反坦克炮连、一个半履带车牵引的76.2毫米野炮连、一个半履带车搭载的防空连以及两个作为下马步兵使用的骑兵连。
放下望远镜。特里安达菲洛夫按下喉头送话器的开关，话音通过车内原配的“战通二号”车载无线电台，传到五百公尺范围内的下属各连连长耳中。
“各连按照A方案交战，注意节约弹药、保持距离——听好了，你们的任务是把敌人引到反坦克炮阵地前面，等他们被削弱以后再发动反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擅自出击！”
……
“连长，对面不是我们的战车吗？”
听到炮长朱相成下士发出的疑问，钟易只犹豫了一口烟的功夫。猛按着喉头送话器的开关咆哮起来：“是敌人！目标——右15度敌飞狼改战车，穿甲弹，三发连射！”
没错，对面的战车跟自己座下的一模一样，但这并不能改变它们是敌人的事实。
飞狼改战车的炮塔里只配有两名乘员，车长必须兼任装填手，钟易动作麻利地从炮塔内壁待发弹药架上抽出一发细长的三十七毫米口径炮弹，“咣当”一声塞进炮膛，合上炮闩，顺手拍了一下朱相成的左肩。示意“装填完毕”。
朱相成右眼贴在瞄准镜上，左手转动小手轮来旋转炮塔，右肩抵着炮尾伸出的肩托来控制炮身俯仰，当他认为时机合适时。右手扣动一个小扳机，炮弹便轰鸣出膛，向后反冲的炮尾刚好在抵达肩托前被液压装置反弹回原位——稍有差池，沉重的炮尾就有可能将肩托连同他的肩膀一起打碎。
一两秒钟后，伏在车长专用放大潜望镜——简称车长镜——前的钟易看到目标左前方腾起了一小股尘柱。
“偏左三度，近失两度。继续射击！”
“是，偏左三度，近失两度，立即修正。”
钟易刚把第二发炮弹填入炮膛，朱相成突然大惊小怪地叫唤起来：“连长连长，目标消失了！”
“什么？怎么可能？”
钟易贴到车长镜前一看，对面那辆炮塔上涂着白蓝红三色标记的飞狼改战车果然已经渺无影踪。
稍顷，耳机里沙沙地响起营长付亮的呼叫：“狼崽们都有，我是老狼，敌人退到山坡后面去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追击，各车原地进行压制射击，支援步兵前出占领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