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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诗坛带来春天的生气，奠定了聂鲁达在智利诗坛的地位。
代表聂鲁达创作里程碑的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第二卷）（1925—1935），特别是《第三个居所》（1935—1945）。第一、第二卷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危机意识，突出体现了诗人因与常规秩序分离而产生的焦躁、忧郁和孤寂情绪。《第三个居所》的核心、主体部分《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不朽诗篇，则是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生者与死者的鲜血燃烧、升华而成，由诗人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斗争融合而成的。它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无数鸿篇巨制一起，构成人类文学史上最神圣的一页。
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如诗人所说：“从此，我的道路跟众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让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流下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在回首往事时，他又强调说：“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都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西班牙内战）并伴随我直到今天。”
从“二战”中返回智利到最后去世这30年间，聂鲁达始终忠诚地战斗在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和幸福的斗争行列中。他的诗正是这种沸腾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成为为和平和幸福而斗争的武器。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识到：“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他始终坚守在这个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是这“斗争的滚滚洪流”造就了伟大诗人聂鲁达。
1950年出版的《漫歌集》是聂鲁达创作的高峰。诗人在这部卷帙浩瀚、绚丽多彩的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诗人以史诗般的气魄，展示出绚丽多姿、雄壮浑厚的拉丁美洲全景历史画卷，从大地对美洲人的召唤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弘扬了高昂的民族精神，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激情。
《漫歌集》之后，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诗集《葡萄与风》，这是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活动，特别是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创作的。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与此同时，诗人匿名出版了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诗集《船长的诗》。诗人称它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诗人还创作出版了3部《元素的颂歌》。他在构成大千世界的众“元素”中探索美与善，以浅白易懂的诗句阐释了深刻的哲理。20世纪50年代末，诗人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英雄事业的赞歌》，献给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先后问世。正如诗人所说：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海滨之花的颂歌》
对于这两者的关系，诗人有明确的阐述：
“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他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仅仅写一些谈政治问题的诗，我们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我们应该响应所有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无论是高山上说话的声音，或是从海洋里传出来的声音。政治上的责任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但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
“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他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如果掌握了人民和自然界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就可以走得非常远。……有了这一切力量，一个诗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诗人本人的阐述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对笃信共产主义的聂鲁达冲击很大。他虽有过迷惘、彷徨，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仍然不懈地航行在大海上，出航又归来。在世界各地，在智利南北，到处都留下他追求的足迹、奋斗的身影。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更是直接参加了智利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出任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