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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村中心的公共厕所旁有一所简陋的大院，白天从外面看去似乎没有人，天黑以后，两扇红色的铁制院门却紧紧关闭，仿佛要封住院内那幢大屋子檐下的窗漏出的灯光，以及屋里乍起的歇斯底里的怪叫。
天花板上悬挂着着两盏刺眼的白炽灯，灯下排着六张大方桌，三张垒好麻将，两张码上牌九，还有一张摊满扑克。八十来号儿人拥成六个不规则的包围圈，分别围着这六张桌子流动。闷在这间充斥着缭绕的尼古丁烟气和苍蝇般的嗡嗡声的屋子里的人们，有的站在外圈犹疑观望，有的挤近桌沿儿一面看桌上的局势一面焦急地等着上场，而被这两类人包围的不仅是桌子，还有坐在桌边长条凳上亢奋地摆弄着手中的牌具的家伙们，他们通红的眼睛在牌具与桌中央的成叠的钞票间瞄来瞄去，巴望着一张牌打出去，一打钱就能拢到自己跟前。
欢迎来到大羊屯村的地下赌场，这个村子最大最红火的夜间娱乐消费场所。
大羊屯上了年纪的人对1世纪以来城市里新兴的各种娱乐形式鲜有接触，至于那家开了七八年的网吧，只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在这个存有很多旧式生活习俗的山村，留驻的大部分中年男人不像妇女那样被繁重的家务劳动和淘气的孩子所羁束，因此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唯一方式就是聚起来打牌，打各种各样的牌。从前，村里人打牌并非全集中到一个地方，而是相熟的几家凑一块儿，到某一家的院外支起牌桌，泡上茶上烟一边儿聊天一边打。每到黄昏之时，沿道路院墙分布的各处牌桌几乎成了村中的人文景观，到春节前夕尤为热闹。然而约十年前，本地派出所加大了打击“黄赌毒”的力度，连续几年，待年三十儿前几天村民们牌兴最大的时候，管辖这片地区的警察便全体出动，进村查处赌博行为。由于村民们为打牌更刺激，多少会在牌桌上押些钱，每人或10块，或50块，多的一两百块，警察们轻而易举就能抄一大把“赌博”的现行。接着他们没收了“赌资”，并对参与“赌博”的人员处以罚款。于是，村里各家的牌桌越来越稀少，爷们儿们心里憋的牌欲却却越来越强。
后来，村委书记常金柱私底下对一些村官和幕僚提出，将公共厕所边上他无儿无女的堂叔去世后留下的大院简单整饬一番，辟为“供全村人参与文化活动的棋牌室”。就这样，大院的围墙被加高，安上了坚固的铁门，墙头的黏着碎玻璃。用作“棋牌室”的大屋，原来的窗户洞被砖块和水泥堵上，只南北墙在靠近屋檐的位置各开了两扇长方形的窗通风。这间“棋牌室”没挂过招牌，也没贴过类似的红字、放过鞭炮。村民们是通过当时负责文化工作的常山的广播得知它开门欢迎乡亲的消息的。
书记为丰富大家的生活而开设的“棋牌室”当然门庭若市。没多久，经常出入“棋牌室”的村民就发现，常有几个人自晚饭后起据住屋子一角的一张桌子，相互吆喝着把一张张一百、五十的票子往麻将牌边垫，一直这么闹腾到深夜11以后。明眼的人都看出这真的是在赌博，想起以前村里被警察“抓赌”的情形，大家自然心有余悸，纷纷躲得离那桌远远的。时间长了，那几个人照样吆喝着朝桌上垫大钱，始终不见警察来扫赌。有人悄悄问那会儿看管“棋牌室”的王顺阳：“他们这样你不怕招事儿啊？”王顺阳满不在乎地：“没啥要紧，没多少钱。赌怡情嘛。”几人总在那儿肆意“怡情”，使乡亲们的忧惧慢慢化作好奇，眼见赢了钱的人揣着一兜票子扬长而去，收入微薄、情趣单调的村汉们心里直痒痒，到底有人忍不住加入了那伙人的赌局，随后在别的桌儿，人们也赌了起来。
实际上，最初在角落里聚赌的人是常金柱偷偷花钱买通的托儿。他们是村中的一帮杂姓人，本是游手好闲之徒，常金柱发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到“棋牌室”赌博，并告诉他们“尽管放心”，自己已和“镇上管治安的一把手”打好了招呼，绝不会有人来抓他们。“先这么玩一个月，等瞧着你们差不多该玩够了，我会再慰劳慰劳你们的。”一个多月之后，到这帮人“玩够”的时候，大羊屯的老爷们儿一个个都赌得上了瘾，什么“怡情悦性”也统统被他们抛诸脑后，“捞一把”才是根本的目的和收获。最后，这家从未亮过“棋牌室”牌匾的娱乐场所终于正式成为了大羊屯村的赌场。
虽然赌场早就不归王顺阳管了，但他当初订的许多规矩如今还保留着，比如每个人进场时要买两块钱的门票、每个赌局要设好参赌者下赌本的上限，以及每位赢钱的人得从赢的钱里抽成孝敬赌场等等。这些规矩不但确保了赌场主人的收益，还使得村民长期对赌场保持兴趣和期望。不过，赌博场所终究是不被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因此赌场没有以任何名义注册过，它的经营者历年来都是采取“日出而息，日入而作”的办法，来赌博的村民亦对此心照不宣。当夜幕降下，简陋的大院才逐渐活跃起来，而其**往往在午夜时分来临。
今天晚上看来也不会例外，院子的铁门依旧紧闭，有来赌博的人想进去，先得敲门。门里问是谁来干什么，敲门的人报上姓名，回声“来陪常哥下棋的”。门上离地一米五的地方留了一道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