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美国债中国债(2) (第2/3页)
郎咸平 王牧笛 王今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这两年经济什么样了,爱阅小说,www.hycy8.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国政府这种负债有危机吗?没有危机!因为美国政府的负债,是寄托于企业的健康成长之上,它是有动力、有活力的。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债务是投资在很多公益项目、基础建设上,这些项目目前是没有收益的,因此这是最可怕的,请问你这个钱将来怎么还?
王牧笛:以前这个危机被遮蔽掉了,就是我们用土地出让金来还,但是现在发现土地好像越来越难卖了。
郎咸平:去年我们土地出让金是3.27万亿,今年搞不好只有六七千亿而已。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和国企的债务,加在一起三十几万亿,跟GDP都差不多了,GDP才不过40万亿不到。那我请问你这个钱怎么还?一年就2万多亿的利息,你都还不起!
王牧笛:我给教授补个数据,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大规模还本付息,每月需要还本付息的总额在100亿以上。而2011年的1—5月份,北京土地出让总收入不过250亿,已经基本上还不起了。
闫肖锋:所以这就相当于吸毒,习惯了这种方式,一旦换别的方式就接受不了。真正的危机就在这里,它习惯了强拆、出让土地、收税的这么一种方式,一旦让它去搞企业创新的时候,它就不会了。
王牧笛:前些日子许小年发了一个评论,他说通货膨胀时代,政府要控通胀,就要舍弃1%—2%的GDP,舍弃这个就要打压房价,而打压房价,土地就卖不动了,这土地一卖不动,大家以为首先受伤的是房地产商或者是开发商。
郎咸平:不是的,是政府。
王牧笛:对,后来发现原来是地方政府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父爱主义”的背后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这种约束,是属于打一巴掌然后揉三揉的,真正对当地政府有硬约束的,应该是当地的纳税人。
闫肖锋:我们刚才说的“父爱主义”,也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这种约束,它是属于打一巴掌然后揉三揉的,真正对当地政府有硬约束的,应该是当地的纳税人,就是我花出这个钱,你举这个债,可以,你要搞建设嘛,那什么时候能还?能不能产生效益?这个是我关心的,但这一方是缺位的。
郎咸平:这个就是预算的问题了。
王牧笛:我们理解的预算不是一个概念,我们有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两个概念。最近《新世纪》杂志曝光说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境内商业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余额是4000多亿人民币。2011年4月份,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说从今天起,我就只付息,不还本金了。它欠多少钱呢?还欠1000多亿的贷款余额,这意味着一个滇公路——云南公路的坏账,就已经相当于去年年末四分之一的不良贷款了。问题是中国有好多条滇公路,什么滇公路、黔公路、疆公路等。
郎咸平:而且这个是已经说还不出来的,其实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我们起码还多好几倍,我不敢讲多十几倍。
闫肖锋:我们去收那个天价过桥费不就行了吗?
王牧笛:但是像京沪这种叫“现金奶牛”的高速公路,车跑那么多的,能有几条呢?大部分公路都是回不了钱的。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国民众对于预算也好,对于政府的制度安排也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就会很诡异,比如最近媒体爆炒的中央各个部门都在公布的“三公”支出。
闫肖锋:80%的部门都公布了。
王牧笛:地方政府“三公”支出是秘而不宣的,中央政府现在可能只差四五家,其余基本都公布了,但是“三公”支出的口径是不一样的。
闫肖锋:有很多灰色地带。
王牧笛:特别多,有的部门公布的特别少。
郎咸平:因为它们把“三公”支出理解错误了,把它理解为吃饭、考察、出国、公车等。其实按照国际惯例,你在非正常经营业务以外的支出,全部叫“三公”支出。如果按照这么来算的话,那这个数字更不得了了。我给各位念个数据,这是人大一个办公厅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王锡锌说的。
王牧笛:就是《新闻1+1》炒红的人。
郎咸平:对,他说“三公”支出一年19000亿,占了行政支出的60%,当时那个主持人柴静吃了一惊,又重复了一遍,就是19000亿!
闫肖锋:有人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的公车有1000万辆,除了养车,还要养司机,要是核算出来价钱的话,也是吓人的。
王牧笛:前两天有关部门不是公布了它们的“三公”支出吗?公车消费特别多。这个部门是怎么解释的呢?是因为现在油价上涨了,公务接待非常频繁,以及老车损耗需要更换。但是记者去采访,发现河南省郑州市有一条修车一条街,又叫公款修车一条街,他们只接待用公款来消费修车的。他们向记者爆料说,他们不是给回扣,而是开发票,你开多少都行,反正你付完税钱之后,其他都是你的。这个可能是记者观察到的公车消费激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闫肖锋: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