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美国债中国债(2)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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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这种负债有危机吗？没有危机！因为美国政府的负债，是寄托于企业的健康成长之上，它是有动力、有活力的。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债务是投资在很多公益项目、基础建设上，这些项目目前是没有收益的，因此这是最可怕的，请问你这个钱将来怎么还？

王牧笛：以前这个危机被遮蔽掉了，就是我们用土地出让金来还，但是现在发现土地好像越来越难卖了。

郎咸平：去年我们土地出让金是3.27万亿，今年搞不好只有六七千亿而已。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和国企的债务，加在一起三十几万亿，跟GDP都差不多了，GDP才不过40万亿不到。那我请问你这个钱怎么还？一年就2万多亿的利息，你都还不起！

王牧笛：我给教授补个数据，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开始大规模还本付息，每月需要还本付息的总额在100亿以上。而2011年的1—5月份，北京土地出让总收入不过250亿，已经基本上还不起了。

闫肖锋：所以这就相当于吸毒，习惯了这种方式，一旦换别的方式就接受不了。真正的危机就在这里，它习惯了强拆、出让土地、收税的这么一种方式，一旦让它去搞企业创新的时候，它就不会了。

王牧笛：前些日子许小年发了一个评论，他说通货膨胀时代，政府要控通胀，就要舍弃1%—2%的GDP，舍弃这个就要打压房价，而打压房价，土地就卖不动了，这土地一卖不动，大家以为首先受伤的是房地产商或者是开发商。

郎咸平：不是的，是政府。

王牧笛：对，后来发现原来是地方政府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父爱主义”的背后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这种约束，是属于打一巴掌然后揉三揉的，真正对当地政府有硬约束的，应该是当地的纳税人。

闫肖锋：我们刚才说的“父爱主义”，也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这种约束，它是属于打一巴掌然后揉三揉的，真正对当地政府有硬约束的，应该是当地的纳税人，就是我花出这个钱，你举这个债，可以，你要搞建设嘛，那什么时候能还？能不能产生效益？这个是我关心的，但这一方是缺位的。

郎咸平：这个就是预算的问题了。

王牧笛：我们理解的预算不是一个概念，我们有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两个概念。最近《新世纪》杂志曝光说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境内商业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余额是4000多亿人民币。2011年4月份，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向债权银行发函，说从今天起，我就只付息，不还本金了。它欠多少钱呢？还欠1000多亿的贷款余额，这意味着一个滇公路——云南公路的坏账，就已经相当于去年年末四分之一的不良贷款了。问题是中国有好多条滇公路，什么滇公路、黔公路、疆公路等。

郎咸平：而且这个是已经说还不出来的，其实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我们起码还多好几倍，我不敢讲多十几倍。

闫肖锋：我们去收那个天价过桥费不就行了吗？

王牧笛：但是像京沪这种叫“现金奶牛”的高速公路，车跑那么多的，能有几条呢？大部分公路都是回不了钱的。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国民众对于预算也好，对于政府的制度安排也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就会很诡异，比如最近媒体爆炒的中央各个部门都在公布的“三公”支出。

闫肖锋：80%的部门都公布了。

王牧笛：地方政府“三公”支出是秘而不宣的，中央政府现在可能只差四五家，其余基本都公布了，但是“三公”支出的口径是不一样的。

闫肖锋：有很多灰色地带。

王牧笛：特别多，有的部门公布的特别少。

郎咸平：因为它们把“三公”支出理解错误了，把它理解为吃饭、考察、出国、公车等。其实按照国际惯例，你在非正常经营业务以外的支出，全部叫“三公”支出。如果按照这么来算的话，那这个数字更不得了了。我给各位念个数据，这是人大一个办公厅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王锡锌说的。

王牧笛：就是《新闻1+1》炒红的人。

郎咸平：对，他说“三公”支出一年19000亿，占了行政支出的60%，当时那个主持人柴静吃了一惊，又重复了一遍，就是19000亿！

闫肖锋：有人大概算了一下，我们的公车有1000万辆，除了养车，还要养司机，要是核算出来价钱的话，也是吓人的。

王牧笛：前两天有关部门不是公布了它们的“三公”支出吗？公车消费特别多。这个部门是怎么解释的呢？是因为现在油价上涨了，公务接待非常频繁，以及老车损耗需要更换。但是记者去采访，发现河南省郑州市有一条修车一条街，又叫公款修车一条街，他们只接待用公款来消费修车的。他们向记者爆料说，他们不是给回扣，而是开发票，你开多少都行，反正你付完税钱之后，其他都是你的。这个可能是记者观察到的公车消费激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闫肖锋：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