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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应当由户部（财政部）支付，那是公帑，崇祯年间，除了每年应收的钱粮赋税之外，还加派“辽饷”（指定用于对付满清的军费）、“练饷”（指定用于练兵），两项军费的加派在崇祯末年每年超过二千余万两。在崇祯初年，当会少一些，但也不至于对锦州、宁远的国防部队欠饷达四个月之久。锦宁前线是当时最重要吃紧的国防要地，别的地方可以欠饷，锦宁前线万万不能欠。公家库房没有钱，皇帝的私房钱（内帑）却多得很，紧急关头，向皇帝暂借私房钱，也是合情合理之事。但崇祯立刻不舍得而勃然大怒。据《明季北略·卷五》载，当李自成在山海关外打了败仗而匆匆逃离北京之时，发现皇家内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这样大笔银两，借出来发清欠饷，何乐而不为？士气大振之余，还可进而克复辽东，同时赈济灾民，减弱“流寇”的力量。把几千万、几万万银两积在内库之中，不知又有什么好处？宁远兵变索饷，后来以七万两银子解决，可见发清欠饷，并不需要一笔很大的款项。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五百两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锭只有十两，一共也有接近四亿两的巨款。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他会考虑：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属，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3]
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4]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不是中国的敌手，中国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薄弱，不产棉花，不会纺织，衣料不能自给，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5]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其实谦卑到了极点。[6]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7]天启是昏庸胡涂，崇祯却是昏庸傲狠。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8]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敌人的和议是不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与军事同盟者的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财政、经济、人民生活那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缔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地位平等的敌国。
坚持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