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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恶性循环。[1]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开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2]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3]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和农工商经济，征战本非所长，[4]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满清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倘若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疋，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寡不敌众，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都在四大贝勒之列，权势颇大，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中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5]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
袁崇焕于十月廿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
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6]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疲兵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