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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根本很难修补彼此情感的裂痕。老实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莎文娜给我什么。她来陪我时，我希望陪着爸，等她回去了，我又希望跟她在一起。不过莎文娜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我的负面情绪影响，在这片满是压力地雷的情绪战场上，莎文娜自始至终都能避开所有的引爆点，她似乎很了解我的想法，也能预期我想要什么，甚至比我自己还清楚。
但是我们仍旧需要时间在一起，单独在一起。若我们的感情像电池，我在德国的时间就是在不停耗电，彼此都需要时间好好把电池充满。有一次，我坐在爸的病床边，听着心脏监测仪稳定的哔哔声，想到过去的一百零四个星期，我跟莎文娜只有四个星期在一起，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就算不停打电话、写信，我有时还是茫然瞪着前方，不知道我们还能撑多久。
我们有几次偷偷出去散步，还一起吃过两次晚餐。不过因为莎文娜要教课，根本不可能留下来过夜。我努力试过不要抱怨，但压抑不住的时候，终究还是会吵架。我痛恨自己这样，莎文娜也是，但是两人似乎都没办法不吵。虽然莎文娜没说，甚至在我提起的时候还否认，但是我很清楚，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我本应退伍却没有兑现。这是莎文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我撒谎。
我们尽量不去想争执的事。等我收假回去，又是一次充满泪水的送别，不过这次莎文娜没有哭得那么凶。如果把这理解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或者我们都更成熟了，也许会更感到安慰，但是等坐上飞机后，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改变已经无法挽回。眼泪比以前少，是因为她的感情不再像以前那样深了。
这种领悟很痛苦。下一次月圆的晚上，我发现自己漫步在没有人的足球场，就像我承诺过莎文娜的一样，这让我想起第一次离别时的情景。我也想到第二次离别，奇怪的是，我不想去回忆那第三次的情形，因为我心里很明白，那次告别意味着什么。
夏天过去，虽然康复过程很慢，但爸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好。爸在信里告诉我，现在每天会在附近散步三次，每次二十分钟，就算是这样都嫌太累。如果说散步对爸有什么帮助，应该是让他在退休后有事可做——我的意思是，除了钱币以外。我一方面继续给爸写信，一方面也开始在星期二和五打电话给他，每次都是准时东岸时间下午一点，以此确认爸一切都好。我会通过电话仔细辨认他是不是很累，还会提醒他好好吃东西、多休息、按时吃药。爸觉得打电话好像比面对面聊天还要痛苦，每次听起来都只想赶紧挂电话。有时候我也会拿这点开他玩笑，不过我从不确定爸是不是知道我这是在开玩笑。这点很有趣，有时候我会大笑，爸却从来都没笑过，可是语气马上会变得轻松一点，尽管过不了多久，我们又会陷入一片沉默。这样也没关系。我清楚爸很期待我打电话回家。电话每次只响了一声后，他就会接起来，我完全能想象得到他盯着时钟等电话的样子。
八月过去，九月到来，然后是十月，莎文娜结束在教堂丘的生活，搬回家找工作。我在报纸上读到联合国和欧洲国家努力阻止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消息。在北约组织盟国的首都，四处弥漫紧张的气氛。新闻报道了民众示威游行，以及各国领袖对美国发出的警告：一旦出兵就会犯下大错。但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努力要改变盟友的想法。我跟小队里的弟兄只是继续按计划过着每一天，以坚定的决心继续操练，准备应付难以避免的战事。结果到十一月，我们又被派回科索沃。到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巴尔干地区，也不想再执行维和任务了。重点是，我跟军队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欧洲国家怎么想，中东战争是绝对不可能避免的。
那时候莎文娜的来信还算固定，我们通电话的情况也是。我通常会在黎明之前打给她，一直以来，我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打的，大概是东岸时间午夜时分。以前莎文娜总是会在家接电话，但到了这时，我已经常常找不到她人了。虽然我告诉自己，她可能跟朋友或爸妈出门了，但还是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胡思乱想。挂了电话，我总觉得莎文娜找了别人。有时候，接下来的一个钟头我会打个两三次，铃声每响一次，我的怒火便会升高一分。
等莎文娜终于接起电话，我本应问她去了哪里，却从来都问不出口。莎文娜也不见得每次都会告诉我她去了哪里。我知道，保持沉默反而坏事，因为不问只会让我想得更多，无法专心于眼前的谈话。我的语气通常很不好，莎文娜也是。我们的对话变得循规蹈矩，交代彼此很平常的状况，没有了情感交流。挂上电话，我总是痛恨自己这么善妒，接下来几天便只想狠狠揍自己一顿，告诉自己这种事不能再发生。
不过，有时候莎文娜听起来又很正常，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我也就还能体会到她的关心和爱。我一如既往地爱着她，我也发现，自己想到过去单纯的时光时，会感到无可抑止的心痛。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渐行渐远，我只是很绝望，只想留住我们曾有的一切。不过这就像恶性循环，我越急切，莎文娜就越疏远。
接下来，争执就开始了。一切就像第二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