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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但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
当时，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华城的一个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华城、深圳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地有人加入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4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华城天河区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得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儿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
阿帕尔说：“丧天良的事，不能干。”
古丽说：“你心眼不坏。”
阿帕尔说：“除非你贱卖。”
古丽说：“你说个价。”
阿帕尔说：“4000，看在老乡的面子上。”
古丽说：“成交，给钱。”
阿帕尔说：“给啥钱啊，咱俩扯平，你把巴郎领走，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讨饭，嫌丢人，还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饿了就回来吃饭，你还是领走吧。”
古丽骂道：“阿囊死给（脏话），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
当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爷爷，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以后我就是你爷爷。”
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问道：“这是谁？”
阿帕尔说：“买的，明天就带他上街。”
巴郎说：“那我先给他化化妆。”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烟灰倒在小男孩头上，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
“这样才像个小叫花子，不许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胁着。
小男孩惊恐地向后退。
“你叫什么？”巴郎用小刀捅了捅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吓得几乎要哭出来，却又不敢。
“旺旺。”巴郎重复着这个名字，哈哈笑起来，“你是一只小狗，以后我就喊你小狗。”
“小狗，你从哪儿来？”
小男孩摇了摇头。
巴郎拍拍额头，换了一种提问的方法：“你家在哪儿？”
小男孩想了想：“武陵青年路光华小区四号楼。”他说得很熟练，看来平时妈妈没少教他。
阿帕尔道：“再敢说武陵——”
老乞丐举起拐棍做个要打的姿势：“就抽得你乱蹦乱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