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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人民一致要求，准许聂鲁达回国！政府收到了请愿书。请愿者们宣告：聂鲁达有权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多，但却都是权威人士，足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签名者按名字字母顺序排列如下：小说家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爱德华多·弗雷；就在不久后的9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卡洛斯·伊瓦涅斯；教授兼作家欧亨尼奥·冈萨雷斯；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恩西纳；激进派政治家马西亚尔·莫拉。
官方报纸立即发表文章，通篇谩骂，气急败坏地为魏地拉政府辩护，对鲁聂达进行攻击。此文作者甚至不敢署真名，用了个极不合适的化名“历史学家”。他竟然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发动了呼吁让它的党派领袖聂鲁达回国的攻势。”说什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聂鲁达都领着一份不断增加的津贴，那是从被国际苏维埃压迫的工人口袋里榨取的，因此他得以过着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
他们攻击诗人，说他不仅犯有诽谤中伤共和国的罪，而且还犯了重婚罪：“他的第一个妻子，一位荷兰公民，被他遗弃在爪哇。”
魏地拉亲自派人把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从荷兰接到智利。当然，用的是国库的钱，还为她请了律师。对智利复杂的政局一无所知的玛丽亚落入了圈套，她不知所措，成了任人摆弄的木偶。
这支政府组织的“十字军十字军，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部发动侵略性战争，前后8次，历时200年（11—13世纪）。东侵的参加者都在外衣上缝有红十字作为标记，因而被称为十字军。远征队”之所以这么语无伦次地胡编乱造，正是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孤立。跟在他们战旗后的只有一家报纸，给他们助威的议员也寥寥无几。
人民在盼望着，等待着聂鲁达返回祖国，人民的意愿是不可抗拒的。
聂鲁达准备回归，他乘船返航。1952年7月27日，他发表公开讲话：“听从我的人民的召唤，我将返回祖国。8月中旬我会到达智利。”“我们智利人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不指名地回答了那个“历史学家”的挑衅：“我将以生命捍卫智利的荣誉。”
聂鲁达就要回国了！必须保护他，不能让警察捉住他。而最好的保护办法，莫过于依靠群众。圣地亚哥的墙上出现了大标语：“不许碰聂鲁达！”
一天上午，圣地亚哥最大的考波利坎剧院里正开大会。在主席台上发言的智利共产党领导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1916—2008），智利作家，政治活动家，智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接到一个同志送来的字条。他面对7000名与会者一字一顿地念道：“巴勃罗·聂鲁达今天下午两点到达塞里略斯机场。我们要全体出动去机场接他，以防警察寻衅闹事。”人们像听到了号令，涌出会场，群情激昂，一个不落地向机场进发，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但是，聂鲁达不在机场！是不是被哪个国家的独裁者劫持了？南美是一个遍布独裁统治的大陆。还是他到了智利，但被警察逮捕了？尽管靠了各种进步力量3年零几个月的努力，对聂鲁达的逮捕令已经撤销，但魏地拉之流历来是不讲信誉的。
人们向诗人可能经过的各个地方打了许多个电话，询问诗人的下落。那时打长途电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不在意大利，去瑞士了。”电话打到日内瓦：“是的，他到过这儿，但是已经去法国了。”他在哪儿？人们最初的担心和疑虑也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人们在为自己的诗人担忧。最后，终于弄清楚了，诗人是在蒙得维的亚，大家这才放心。
8月12日，聂鲁达终于回到了智利。有3位智利议员陪他走下飞机。他们3人组成了迎接委员会，负责从国外接诗人回国。他们在蒙得维的亚从“恺撒号”船上把诗人接上岸。他们既负责接送，也负责保卫，以防独裁者可能采取的任何报复行动。
等在机场的人们一看到聂鲁达，就唱起了庄严的智利国歌，一束又一束鲜花送到诗人手上，一位老工人却向他献上一束干枯的花。那天，第一次听说聂鲁达要到达时，她就是举着这束当时正盛开的鲜花和挤满塞里略斯机场的人们一起等候诗人的，但没有等到。今天，她终于把这束花献给了诗人。
第二天，在布尔内斯广场为聂鲁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诗人在演说中，号召面临大选而分成派别的智利人民为祖国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奋斗。
一股欢快的人流涌向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那儿有两个警察“把门”，他们把停在诗人家门口的汽车执照号码一一记录下来。警察和聂鲁达似乎有一种解不开的“缘分”。
诗人几乎是一下飞机就投入了萨尔瓦多·阿连德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智利政治家。1970—1973年间任智利总统。任职期间采取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措施，并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