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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疋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万历末年，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万历晚年征收矿税，数天之内就搜刮二百余万两，可见每年二十万两的“和平费”并不是很大的负担。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为了避免战争，向敌人付出若干金银财物，如果目的是争取休整的机会，只要不是丧失主权和屈辱，并不一定是外交上的失败。北宋真宗时寇准主持澶渊之盟，对契丹增加“岁币”（每年支付的和平费），达成相当长期的和平，避免了两线作战，得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另一大敌西夏。当时以及后世史家并不认为是错误决策，但寇准后来还是被政敌进谗，说他利用了皇帝。在西洋史上，第八世纪时，来自丹麦的维金人侵入英国，烧杀劫掠，十分残暴，英国国王阿尔佛莱德组织抗战，颇有成效，但维金人始终不退，占领了英国整个北方，后来的英国国王无奈，与维金人达成协议，每年付以一大笔岁币，称为“丹麦金”（Dane geld），国王向人民征税，用来付给敌人以购买和平，税项就叫做“丹麦金”。英国人民虽感到屈辱，但免了战争和被劫掠之苦，还是乐于交税，直到后来诺曼人入侵，将丹麦侵略者逐出英国为止，交付“丹麦金”的时期几长达二百年。不过两国对峙，一方付出和平费后，必须好好利用这段买来的和平时期来准备日后的抗战，但如苟安偷生，不自振作，好像南宋一样，结果便是灭亡。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9]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明朝当时和满清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只要赞成和金人议和，那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条件反射”。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边界要直到淮河，与扬州、南京已相距不远。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不是极大。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锜、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黄河长江以北的义民纷纷反金，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而且并无可以爆炸的炮弹，威力比较有限。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10]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点就满足了。[11]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12]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13]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后来袁崇焕被杀，“主张和议”是主要罪名之一。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单是在现代史上，后者的例子就多得很。共产党人尤其善于运用，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