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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动用了不少社会关系、赔了不少钱才把这件事摆平，田琦当然也转学了。
在田琦十六岁那年，追求一个女孩被拒绝。后来他看见那个女孩和另一个男孩“约会”，样子很亲密地走进一家饭店，他就冲进饭店将那两人都打成重伤。那女孩还因此留下了残疾，脸上破了相。事后却发现那根本就是一场误会，男孩只是女孩的亲戚而已。
这一次田琦也没有受到刑事处罚，因为在案件处理时他被鉴定有精神异常、无行为能力。材料上介绍的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青春型）躁狂发作，并附有鉴定机构、鉴定人以及鉴定书。
田琦的父亲田相龙花了大价钱进行了民事赔偿，并将受伤的女孩送到国外去做整容手术。田琦也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三年后才出院，继续由监护人进行监管，已经恢复了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
而最近的恶性案件发生在田琦出院一年后，地点是在江北区。境湖市的主城区座落在长江南岸，但自从十多年前长江大桥修通之后，江北区就成了发展最快的新区。
凶案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被害人张某在逛商场，田琦从侧后方绕到他前面，朝他的小腿跺了一脚。被害人只骂了一句“你神经病吗？”随即就被田琦以凶器击倒。
凶器是田琦随手从附近的体育用品柜台中抄来的一根棒球棒，当时后面还有正在追赶并大声呼喊的售货员。看见田琦行凶的这一幕，售货员便吓得没有敢靠近。
田琦不止打了被害人一棒，被害人倒下后，他还用球棒反复敲砸其头部与身体，手段异常残忍，最后的场面也是惨不忍睹。就连赶来的商场保安都被吓傻了，觉得手脚发软。
根据商场的监控录像显示，攻击时间大约持续了九十秒，被害人应已当场死亡。然后田琦扔掉球棒，用脚反复跺被害人的尸体，就像要踩平地上的什么东西。他跺了大概五十秒左右，全身几乎都跺遍了，然后才若无其事的转身离开，嘴里还在嘀咕着什么，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制伏并逮捕。
案件发生的过程非常短，警察来得其实也很快，这家商场内就有派出所设的治安值班室。警察是用电击棒将田琦击倒并制伏的，当时田琦手中已没有凶器，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状态。
在审讯过程中，办案民警就发现了田琦的精神异常。在回答为什么要杀人时，田琦自称：“我看见那个家伙全身都不舒服，他不应该从这个世界里冒出来，我必须要把他打下去、踩平才行。”
这哪里是杀人啊，简直就像在游戏厅里玩打地鼠游戏。经过调查，田琦跟被害人张某也毫无关系，以前根本就不认识。
看到这里，丁齐做了几个深呼吸，暂时平复一下情绪。从专业的角度，他必须要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材料上介绍了嫌疑人从小到大的三个案例，没有介绍的情况不知还有多少，丁齐首先做出的判断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反社会型人格的特征，通常是指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无视法纪，不仅极端自私且冷酷无情。但在司法实践中，它通常并不是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鉴定人不仅要鉴定嫌疑人是否“有病”，更重要的是鉴定他做出危害行为时，能否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重点在于“事发时的状态”。
反社会人格，在医学角度可能是一种精神障碍，但当事人通常是具备行为辨识或控制能力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司法上不能免责。至少在刺伤老师这个案子上，田琦目标明确、思维逻辑的内在关系清楚，情绪、动机、行为有高度的一致性。
田琦当年能逃脱刑事处罚，只是因为年纪尚不满十四岁。但是在他十六岁那年发生的第二个案子，进行了精神鉴定并得出了结论，再加上尚未年满十八岁，所以仍然逃脱了刑事处罚，只是接受了强制治疗。
后来他还能顺利出院，像正常人那样活动，看来父母是花了大代价的，包括治疗和诊断方面，也包括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赔偿方面。至于刚刚发生的这个案子，初步推断，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狂躁发作，也有可能是妄想性障碍。
具体怎么回事，要拿到详细卷宗进行分析，并对嫌疑人进行实际问讯、测试后才能得出结论。须知这与刑事审讯中遵循的“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同，精神病司法鉴定遵循的是“无病推定”，首先并不将嫌疑人看做精神病人。
这份简单的材料，是刘丰让丁齐提前熟悉情况用的。导师当然不会给他太难的案子，而且他只是三位鉴定专家中做陪衬的一位，这只是让他去积累资历。
嫌疑人有既往精神病史，案发时的行为又非常典型地符合精神病性特征，这个鉴定从专业角度看并不复杂，但丁齐合上卷宗后却深深叹了一口气，心情难免沉重。
理论上讲，鉴定人的职责就是鉴定嫌疑人在案发时的行为能力，还有案发后的受审能力与服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