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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和造币厂标志的版本，收藏的数量跟国家艺术博物馆有的一比。**在1951年过世后，爷爷更是执意要跟爸一起扩展钱币收藏的规模。每年夏天，这对父子坐火车南征北讨，去铸造厂购买新发行的硬币，或是参加东南各州的钱币博览会。后来，爷爷跟国内很多交易商打过交道，几年下来，花了好大一笔钱换购并扩增收藏。不过，跟艾理阿斯伯格不同，爷爷一点也不富有，他只是在布尔高市开了一家杂货店。等到城里开了家皮格利威格利超市后，爷爷的店就倒了，再也没机会攒起一批媲美艾氏的收藏。即使如此，他每一分闲钱还是都投到了购买钱币上。爷爷同一件夹克穿了三十年，一辈子也只开这么一辆车。我很确定，爸高中毕业后没升学、直接去邮局上班，也是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让他上大学。爷爷的确有点怪，就跟爸一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应了这句老话。爷爷过世以后，在遗嘱里特别交代要把房子卖了，所得的钱一定要继续投资在购买更多钱币上。其实，就算他没有提醒，爸爸也肯定会这么做的。
等到爸继承那一批收藏时，它们已经值不少钱了。通货膨胀高峰，一盎司黄金价值八百五十美元的时候，那批钱币算是一小笔资产，足够我节俭的爸爸退休好几次都有剩，也比二十年后的现在要更值钱。可是，爷爷和爸收集钱币都不是想要发财，这两个人喜欢的是刺激的寻宝过程，以及从中建立起的父子间的紧密联系。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寻找一枚硬币，找到所在地后，驱车赶去那里，谈个好价钱买到手，这其中自有其令人兴奋的地方。想要的硬币有时买得起，有时则不，不过，爸和爷爷把收集到的每一枚硬币都视作珍宝。爸希望我也能继承这个昂贵的嗜好，当然也包括其中必需的牺牲。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冬天睡觉都要多盖条毯子才会暖和；每年就只有一双新鞋；除了救世军或教会捐来的衣物，我从来就没买过新衣服。我爸连相机都没有，我们两个唯一一张合照，是在亚特兰大的钱币博览会上拍的。我们站在一个交易商的摊子前，那个商人替我们合影，再寄给我们。这张相片后来就一直放在爸的书桌上，相片里，爸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我们两个人都笑容满面，我手里握着一枚品相十分好的1926年铸造的野牛五分镍币，是爸当时刚到手的，那枚硬币是野牛镍币里最稀有的一批。我们后来一整个月都只能吃热狗和烤豆子，因为那枚硬币的价格比预期高出太多。
我不介意作出这些牺牲，起码有一阵子，我是这么想的。爸跟我讨论钱币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大人看，那时候我至多只有七八岁。要是有大人，尤其是自己的爸爸，把自己当成大人一样平等对待，对任何小孩来说都是非常兴奋的事。我很享受爸灌注在我身上的注意力，也努力吸收他教我的知识。没过多久，我就能告诉别人，1927年跟1924年相比，多铸了多少圣戈当双鹰硬币；为什么同样一枚巴柏一角硬币，新奥尔良铸造的比同年在费城铸造的多值十倍……即使是现在我也还是懂得不少。不过，跟爸不一样，后来我不想再继续收集钱币了。钱币是我爸唯一能讨论的话题，有六七年的时间，我每到周末都跟爸在一起四处搜寻钱币，而不是跟朋友厮混。但是后来，跟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我开始注意到别的事情：运动、异性、车子和音乐。到十四岁时，我就几乎很少待在家了，怨怼也越来越深。与朋友相比，我渐渐发现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朋友总是有钱去看电影，或买一副时髦的太阳眼镜，我却得在家努力凑几个二十五分硬币，才能去麦当劳买个汉堡。十六岁那年，好几个朋友收到的生日礼物都是汽车；爸却只给了我一枚在卡森市铸造的摩根一元银币。家里沙发上的裂痕用毛毯盖着，我家也是附近唯一一户没装有线电视和微波炉的家庭。后来冰箱坏了，爸买了一台二手货来替换，那冰箱有着全世界最丑的绿色，跟厨房其他地方完全不配。想到要请朋友过来我就别扭，于是爸成了我的出气筒。我知道这很不成熟，如果我真的要钱，大可以去割草或者打点零工什么的，但我就是怪罪到爸的头上，当时的我像蜗牛一样盲目，像骆驼一样蠢。但纵使现在我告诉你我很后悔，一切也都不能重来了。
爸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情况有变，但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他尝试过了，用的是他唯一知道的方法，也是爷爷唯一的方法：讨论钱币。只有这个话题会让爸自在。除了这个，爸也继续帮我准备早餐和晚餐，但是我们越来越陌生。与此同时，我也和一直以来的朋友疏远了。这些人最后都变成小团体，而区分的标准是谁要看什么电影，或者谁最近在购物中心买了哪一款衬衫。我发现自己是个旁观一切的外人，后来心想，去他的，学校里总有我的容身之处。就这样，我开始跟那群所谓的坏学生混在一起。那群人什么都不在乎，最后我也一样，开始逃学、抽烟，还因为打架被停课三次。
我也放弃了运动。高二的时候，我还会去跑步、踢足球和打篮球。有时候回到家，爸会问我学校的情况，不过如果我讲到细节，他会很明显地变得不自在，因为他对运动一无所知。爸
